我们将进一步通过立法保护公民隐私安全，充分尊重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同意等权利，依照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处理个人信息，保障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不得损害个人合法数据权益，不得以窃取、篡改、泄露等方式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不得侵害个人隐私权。

二、委托调解的最佳时机 委托调解的最佳时机因案而异、因人而异，但原则上来说，法官应当尽早向当事人提出委托调解的建议，这样可以让当事人就参加调解之事早一些进入角色，作出明智选择。因此，法官应当努力帮助各方当事人建立信心，唤起他们的调解意愿。

第四，回应和处理当事人或其律师提出的反对调解的一些意见。一方当事人缺乏诉讼资源。诉讼成本与案件标的失衡。从1998年起，欧盟开始在家事（民事）、刑事、行政司法领域推行以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并于2007年分别形成了三个比较系统的《调解指南》。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创造了先行调解、委派调解、委托调解等新的法律概念。

此外，应当由法院依法裁判或依法适用特定司法程序的案件，同样不得移交或委托他人调解。第一，法官先要正确评估并决定该案件是否适于调解这些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某些防控措施只有在甲类传染病爆发时采取，某些措施只有在乙类或丙类传染病爆发时采取），采取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主体（如封闭场所、限制或停止集市等人群聚集的活动、采取停工、停业、停课措施只能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级人民政府决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采取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程序（如在交通工具上发现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交通工具上的负责人应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前方停靠点，并向交通工具营运单位报告。

政府和政府部门违法和滥用权力，政策失误，乃至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很少或几乎没有哪一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开质询追究相应政府、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责任。二是我们各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监督不到位。最近，全国多地疫情有所反弹。交通工具前方停靠点和营运单位应当立即向其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者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采取相应医学处置措施和控制措施等）。

例如，我们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都规定了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对政府、政府部门的质询制度，但这一制度很少或几乎没有启动过。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法治政府 。

如何依法防控疫情，是对这些地方的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成效的一次检验。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在当前防控疫情这项重大工作中，有关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其负责人、领导干部为什么偏偏有法不依而却依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人明显违法的指示、命令呢？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尚不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能否被选拔任用，过分取决于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人的信任和赏识，而不是取决于其对法律的忠诚、信仰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这次疫情防控战役中显现出的各种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疫情防控，我国法律法规虽然不是特别完善，但基本的法律规范是有的，如《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法治政府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不只是政府部门的事，干部人事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质询监督制度、纪检监察制度、法院行政审判和检察院检察监督制度都与这项工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尽快缩小这个差距，真正全面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争取在2035年全面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同时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一些地方采取的防控措施之所以被民众反感甚至抵制，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违反法律法规关于采取相应防控措施的条件、主体、权限和实施程序的明确规定。有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其违法采取的过度防控措施造成重大事故、事件，有关部门追究责任时往往推卸其责任，说那是基层（街道、乡镇、村委会、居委会、小区等）防控人员或者志愿者干的，非他们所为，或者说那是上级让他们那样做的，他们不能不听。

相应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依法办事而按上级的决定或命令办事，根据《公务员法》第60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新京报》11月25日报道，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日前决定，将在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专门召开质询会议，对省发改委进行现场质询。

至于有关政府和政府部门将责任推给上级机关，其也脱不了责任干系。这是《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实施15年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启动质询方式对省政府部门进行监督。

有的地方依法防控成绩更是很差，远在及格线以下：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完全突破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底线（如对没有疫情或个别零星疫情的小区、街道、市区进行全面封控，对发牢骚说怪话的非阳性居民强行拉入方舱医院隔离，对被隔离人员的住所强行进入消杀和焊门等，甚至殴打不听话的被隔离人员），所辖区域的居民对此极为不满，有时甚至造成矛盾激化或一定的群体性事件。只有各种机制、制度综合发力，才能真正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伟大工程。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必须分析，基层防控人员是相关政府和政府部门管理或选调的，其违法行为除了由行为者承担责任外，管理或选调、委任行为者的政府和政府部门自然也难辞其责，特别是相应违法防控措施是由政府和政府部门制定，或者虽非其制定，但其知道基层采取的措施违法却放任不管时，更应承担责任第一，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标志着过去十年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既然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了，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的法治要素都已齐备，法治工作已经形成系统化思路，全面依法治国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在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充分体现了法治对改革的保驾护航作用。

如前所述，既然法治格局已经出现，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按照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线图和一规划两纲要描绘的施工方案，把各项法治工作往更深处、更实处做，而不能再停留在宏观和政策层面的叠床架屋。总的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十年在法治中国建设领域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充分肯定，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又为未来五年和到2035年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任务和目标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方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现实和可靠的法治保障。

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要把疫情防控工作纳入法治轨道。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七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很显然，与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要求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要以宪法为核心，这就对立法工作进一步提出了合宪性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法治轨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路线图的代名词。假以时日，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必然能够如期实现。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来说，法治社会建设所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因此，为了保证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步，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必须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否则就可能因为法治社会建设的滞后而影响了一体建设的总体进程。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意味着各项法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基础，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越走信心越坚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七部分提出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做实做细的具体政策要求，包括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等。经过十年努力，无论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理论、大政方针，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纲领和具体工作，都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全面要求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具有了较大的确定性，各项法治工作有机协调，呈现出要素齐备、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连接顺畅和运行有序的法治格局。

虽然不能说法治理念无须继续创新，但至少可以说，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之后，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法治工作主要应当往深处走，要解决许多法治领域最后一公里问题。严格公正司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公正司法之前再加上严格二字，进一步强调了严格对于公正司法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道路的起点在何方？如何才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作者：莫纪宏，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2月28日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必须向更深更实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如果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重要论断，那么，在法理上就无法断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清晰路线图，因此，就无法回避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只有改革开放初期才适宜提出的大胆改革思路。所以说，作出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图基本清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当满怀信心、方向明确、前途光明。

相对于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的依法行政六项要求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是扎实推进依法执政，这里的扎实二字是对已经进行的依法执政工作如何做实做细的进一步政策期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1日。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过去十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成绩作了高度概括和总结，与 全面的价值要求相适应，使用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来阐述目前全面依法治国的现状恰如其分。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重要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现实和可靠的法治保障。